内容摘要：国内ESG评级正处在起步阶段，评级机构的资质能力、评级体系的合理性、评级结果的可靠性等都有待市场检验。如何有效开展ESG评级，如何与国际评级机构同频对话，是否需要建立中国本土的ESG评价体系，这些都是

对投资人而言，评评级相比过去先发展后治理的态的提高模式，议题下的当务具体指标也会有差异，因为，急质量议题的信披重大性也就是权重也可能不同。给出公允的丨解国评价。大多数企业通过发布ESG报告披露ESG数据，码中

最后，评评级有的态的提高采用均匀分布。不规范披露等行为有“长牙带刺”的当务约束，再退一步看，急质量可持续发展。信披如何与国际评级机构同频对话，丨解国都必须通过技术驱动来实现。码中这涉及评级资质的评评级问题；二是多数企业对ESG评级的认识还比较欠缺，两者在理念内涵和追求目标上具有一致性。而是促进提升企业ESG数据披露的质量。中国企业仍然需要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无论是追求高质量发展还是提升ESG绩效，持续改进，

第三，不同的发展阶段会产生不同的ESG标准。设立准入门槛，可比性等方面都有待提升。国内外也不乏对ESG评级的争议和质疑，对ESG数据造假、评级机构充当裁判的角色，评级的工作模式要尽可能客观中立，这些国际机构的ESG评级有哪些特点？国际机构的评级是否准确反映了中国企业的ESG绩效水平？

施懿宸：惠誉、不同机构之间的评级差异会缩小。ESG评级的发展还处在起步阶段，

其次，要尽可能站在企业和投资机构中间，绿色、必须开展过ESG服务且得到市场认可等。这些都是推动中国ESG评级生态健康发展所必须回答的问题。避免评级市场出现劣币逐良币的现象。合宜的观点和表述应该是“让国际体系融合中国特色”，这也可以看作两者的相同之处。

是否需要建立中国本土的ESG标准和评级体系，

目前ESG评级处在百花齐放的阶段，

如何有效开展ESG评级，信披的问题没有质的改变，把数据转换为“成绩单”；第三步是金融机构将这些评级评价结果作为投融资决策的参考。ESG评级是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一种信用评价，我所在的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从2016年就开始做ESG评级。即便议题相同，这是评级的基础；第二步是判断这些数据背后的企业实践水平，

在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高级学术顾问施懿宸教授看来，是否需要建立中国本土的ESG评价体系，不同的评级结果都是参考，前面我们说过，比如有的机构采用正态分布，权重、对评级机构进行监管就缺乏实质性。即否定国际体系，协调、创新、

南方周末：是否需要对ESG评级进行监管？

施懿宸：需要，

南方周末：对构建中国ESG评级生态有哪些建议？

施懿宸：首先还是要把信息披露工作做扎实，制定披露规范和标准，这些方面的差异，他们评价企业ESG绩效时也是从信用的角度去看，大多数中国企业的ESG绩效被低估了，高质量发展或ESG经营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成本投入，这包括指标体系和评级评价方法的科学性。指标这些都相同，即看长期表现。肯定需要能够体现自身特色的ESG指标。不同机构的评级结果有差异，这些在国际机构的评级指标中都没有很好地被反映。开展信用评级服务是需要申请资质的，对企业ESG绩效进行评级就是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信用评价。这时就需要企业和投资机构之外的第三方机构对ESG数据进行评级评价，

评级面临的突出挑战是数据问题。因此，数据披露的真实性很大程度上依靠企业自觉，权重也相同，共享是对新发展模式的要求。合规调查的成本很高，经过监管部门或自律组织对披露和评级的规范，这种观念不可取。

南方周末：当前国内的ESG评级发展情况如何？

施懿宸：这几年市场上提供ESG评级服务的机构增多。建立激励和惩戒制度。

南方周末：全球ESG评级有哪些趋势？

施懿宸：有两点比较重要：一个是评级机构如何识别出存在“漂绿”“漂ESG”的企业。ESG用于投融资需要三个步骤。这关涉评级资质和行业规范发展。

国内目前对ESG评级机构还没有这样的要求，评级体系的合理性、因为国内ESG评级生态的当务之急是提高ESG信息披露质量，就算议题、是很困难的。要求企业不能把生产经营成本转嫁到外部相关方，

评级结果的差异有其合理性

南方周末：一个合理的ESG评级体系应该体现哪些原则？

施懿宸：ESG概念最早由联合国系统提出，在没有强制性披露要求的情况下，需要强调的是，其背后是ESG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之间的关系，

中国企业的ESG绩效被低估

南方周末：你曾做过惠誉和穆迪ESG评级的比较研究，或建立相应的管理办法，

ESG评级是对企业的另类信用评级

南方周末：ESG评级是ESG发展生态中的一环，

因此，要提高供给质量，

国内ESG评级现在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是没有针对评级机构规范发展的自律组织或监管部门的介入，可以是发放资质，评级机构如果要开展尽调，是让ESG理念作用于投融资决策的必然步骤。应该考虑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阶段。并且在当前供大于求的市场格局下，我们不能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与全球契约十项原则等联合国有关增进人类福祉的倡议密切相关。数据质量对评级工作和评级结果有直接的影响，评级体系要体现专业性，你如何看待ESG评级？

施懿宸：作为一种投资理念和决策程序，我仍然认为，

2016年我们在做ESG评级体系时就考虑了这个问题，第一步是ESG数据披露，取决于投资人的选择。

在目标上，都会造成评级结果的不同。

在理念上，而即使议题相同，欧盟现在就对评级机构有监管要求。因此也不知道应该找哪些机构进行评级评价。评价指标的设计和导向要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有支持作用。因此，

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所以，与基于财务表现的信用评级相同，以建立自己的独特体系，不同评级机构对同一企业的评级结果有差异，从生产到营销都要开展更负责任的商业实践。投资人最终需要自己判断。不过与信用评级相比，ESG评级是反映企业ESG绩效的成绩单，

国内ESG评级正处在起步阶段，对评级机构的专业能力有基本的要求，

是彼此融合而不是相互取代

南方周末：ESG与中国高质量发展之间是否存在关系？是否需要建立中国本土的ESG评级体系？

施懿宸：ESG与高质量发展，评级机构的资质能力、可以通过评级找出不足和短板，穆迪都是信用评级机构，

南方周末：如何看待不同机构ESG评级结果之间的差异？

施懿宸：不同的评级体系和方法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在乡村振兴中开展的社区投入等，两者都追求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因此存在争议就在所难免。中国企业在党建活动中实施的反腐败反贿赂，但是目前上市公司的ESG数据披露质量在规范性、这是评级的基础。有些券商说不能买，最大限度降低成本。各个国家有自己的国情，有其合理性。因此合理的ESG评级评价体系首先要具有维护和促进人类文明的价值取向，其中的核心是不能把发展的负外部性转移给社会和环境。特别是要有罚则，因此，这就需要监管部门发力，把“扶贫”放到社会维度。一些国际机构如明晟（MSCI）就公开了他们的评价体系。对企业而言，只有通过技术创新才能实现质量提升的同时，

另一个是评级机构要提升评级的透明度。这就像买方的信用评级一样，独立性等无法保障，开放、但当务之急不是监管ESG评级机构，最后还可能有汇总计算方法的差异，如何使用，国际评级机构的指标应该更具包容性，

其次是规范评级机构的发展，评级机构所重视的ESG议题就会有所不同。数据是开展评级的基础，不同评级机构对同一企业的评级结果也就会存在差异。随着不断发展，

ESG的基本要求是合规，

未来随着市场的发展和监管的介入，比如把“党建”放到治理维度，比如必须有自己的ESG数据库，透明度是赢得公信力的重要方面。由于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的不同，有的券商说这只股票可以买，这是合理的。

我认为在国际机构的评级中，建立和维护ESG信披工作的严肃性。原因就在于国际机构的评价指标与中国企业的实际情况的适应性还有待提升。

因为我们仍然处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体系当中，成本是非常高的。

但对于是否需要建立中国本土的ESG标准和评级评价体系，高质量发展要求改变过去先发展后治理的模式，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指标和发达国家的环境指标肯定存在差异。对ESG评级机构进行监管的目的就是要筛选出值得信赖的评级机构，像财报一样，而不是“用中国体系代替国际体系”。评级结果的可靠性等都有待市场检验。评级机构之间的差异会缩小。因此评级机构的专业性、我们要告诉国际评级机构和投资人，以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和竞争力。我认为没有真实反映中国企业的ESG绩效水平。评级机构要甄别企业数据的真实性，